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黄河流域孕育出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其中，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近年来，河南省积极推动河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有为”之志深耕文化沃土，让古老文明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共绘河洛文化魅力画卷，河南日报社推出《了不起的河洛文化》系列报道，11月13日至14日，第十九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开幕，值此之际，大河网学术中原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联合推出特别策划《“河洛”有为》，从理论创新、保护实践、传承发展等维度，以“有为”之举激活文化基因，让历史遗产焕发时代光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深厚文化力量。
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考察时指出：“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这一重要论述强调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意义。数字技术具有开放性、便捷性、可视性等鲜明特性，能够带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并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契机。当下的河洛文化遗产不仅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也需要通过数字化赋能实现河洛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路径的转型与升级，以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有力夯实文化根基，推动文化创新，弘扬文化价值。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数字技术的介入为这一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超越时空界限，留存历史记忆。数字技术能使历史文化遗产超越时空限制，以数字形态永久保存和广泛传播。在时间上，数字技术解决了信息随时间消逝而产生损耗的问题，通过数字化采集和存储，文化遗产的信息可以被永久保存，大大降低了因自然、人为等因素的破坏导致的灭失风险。在空间上，数字技术打破了地理位置对信息传播范围的局限，让历史文化遗产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向世界各国展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永久性保存和持续性利用。
创新展示方式，提升文化体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数字技术让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数字化再现，以鲜活生动的应用场景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连接点，在充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为其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和途径。例如线上展览馆等数字化技术打破了传统博物馆的局限，使历史文化遗产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参观者可以身临其境地领略历史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在交互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助力遗产保护，革新研究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数字技术强大的采集能力和分析能力为复原历史文化遗产提供了更多可能。例如图像处理等数字技术能够还原受损的文物、古迹，使之重新焕发昔日光彩。数字技术还能建立可复制、可搜索、安全可靠的历史文化遗产数据库，实现遗产保护领域的降本增效。此外，数字技术还可以实时监测历史文化遗产，通过信息传感、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手段，以非破坏性方式获取历史文化遗产实时信息，做到提前发现潜在风险、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数字化赋能河洛文化建设存在许多具体的实践途径，主要体现为以数字化技术进一步梳理、充实河洛文化的内涵和对外宣传其精彩独特之处等。
数字技术为河洛文化的各类文献、实物和影视资料提供了储存、归档途径。河洛文化的深入持续研究离不开文献基础，高清扫描、电子阅览等数字技术能对河洛文化典籍进行高精度数字化记录。无论是经典的传世文献还是各地的出土文献和壁画资料，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以高清晰度的图像视频或数字模型进行采集、保存。对于河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民俗、曲艺和工艺，也可以借助高清摄影、录音等数字化手段进行加工，形成详尽的数字化档案，较传统方式更加高效和精准。在对各类研究资料加以搜集整理后，还可以进一步分类、整理、归档，建立河洛文化遗产数据库，实现对文化遗产信息的集中存储和管理。数字化存档不仅方便了文化遗产的查询和检索，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同时，通过共享平台，可以实现文化遗产信息的全球共享，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数字技术为河洛文化遗产的修复和监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一方面，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可以对受损的文物进行虚拟修复，恢复其原有的面貌。例如，利用三维扫描技术扫描河洛地区的古建筑，可以获取其精确的三维模型，为后续的保护、修复和展示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通过数字技术对河洛地区的壁画、石碑等文物进行虚拟修复，可以还原其色彩和细节，为观众呈现更加真实的历史画面。对于已经消失或无法恢复的文化遗产，数字技术还可以进行数字化重建，通过收集和分析历史资料，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可以重现古代建筑、遗址等文化遗产的风貌。这种数字化重建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还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利用物联网、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数字技术，可以实现对河洛文化遗产的实时监测和预警。通过布置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可以获取文化遗产的环境状态、人流情况等信息，为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在河洛地区的古代遗址周围安装环境监测设备，可以实时监测遗址的环境变化，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风险。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分类、存储和分析，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支持。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河洛文化遗产和景观的游客流量、参观行为等数据进行分析，为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技术拓宽了河洛文化遗产的传播、展现方式。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可以打造沉浸式的文化遗产体验项目，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河洛文化的魅力。通过交互体验加深对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解、认同和参与。数字技术还可以为河洛文化遗产的教育和传播提供新的途径。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应用，使得河洛文化的传播载体更为丰富多元。当前，各类新媒体平台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多种渠道，使文化遗产的影响力、传播力、感染力得到进一步拓展与增强。例如，将河洛文化遗产融入数字教育平台，开发相关课程和教育资源，让青少年在数字化环境中学习河洛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利用数字化手段举办线上讲座、研讨会等活动，促进河洛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普及和交流。
数字技术在河洛文化遗产中的应用不限于学术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更在于推动跨领域的深度合作与创新，将河洛文化遗产与数字艺术、文化创意产业等紧密结合，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让古老的河洛文化在现代社会继续焕发生机。例如与数字艺术团队合作，利用3D建模、动态影像等技术，创作出动态壁画、虚拟现实景观等一系列以河洛文化为主题的数字艺术品，将河洛地区的自然风光、历史故事、民俗传统等元素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创意转化，既保留了河洛文化的精髓，又赋予了其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开发出具有河洛特色的数字产品和文化服务。比如，以河洛文化为灵感的数字游戏，让玩家在虚拟世界中探索河洛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基于河洛故事的互动体验项目，如AR导览、VR剧场等为游客提供沉浸式的文化体验，以及融入河洛元素的时尚设计、家居用品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完美融合。通过跨界合作，不仅能够丰富河洛文化的传播方式，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还能激发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样的合作模式，不仅是对河洛文化遗产的一种尊重与传承，更是对其现代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广泛传播，让古老的河洛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尽管数字技术在河洛文化遗产保护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确保数字化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保护数字化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平衡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等实际问题。面对这些挑战，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加强技术标准制定与执行。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规范，确保数字化记录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加强对技术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确保各项技术标准得到有效落实。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共享。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数字化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同时，通过共享平台等方式，实现文化遗产信息的全球共享，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平衡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同时，通过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旅游活动不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和损害。
数字化赋能是当下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方法，古老的河洛文化必将在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下绽放出新的光彩。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河洛文化以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质，成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2025年5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要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推动河洛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既是响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赓续中华文脉、推动文化繁荣兴盛的必然之举。
河洛文化是指产生于古代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这一地区包括黄河中游潼关至郑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区。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河洛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核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
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明，“河图洛书”被誉为中华文明之始，《周易·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些神秘图案凝结了古代先哲超凡的智慧，孕育了中国哲学最古老的原创思想。大量考古发现证实，二里头遗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的都城，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形成的直接源头，反映出河洛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生动阐释了“根在河洛”的文化内涵。河洛地区的巩义双槐树遗址、二里头夏都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洛阳城等遗址，为实证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丰富而关键的材料。
河洛人南迁形成客家民系，闽台传统文化根在河洛。从汉末开始，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中原汉人不断向南迁徙，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对南方开发影响较大的是陈元光，他率领入闽开漳的87姓、近万名将士及家眷在福建安家繁衍，并在当地兴办书院、辟地置屯，传播中原文化，被称为“开漳圣王”，他们的子孙成了泉、漳、潮汕的重要人口来源，并向台湾、海南、港澳与东南亚扩散。中原地区是姓氏之源，在闽南、台湾汉人中，陈、林、黄、郑四大姓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大姓的族谱上都标明其祖先为河洛人，至今许多台湾人和侨居异国的客家人还自称为“河洛郎”，念念不忘“根在河洛”。
河洛文化遗产对于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具有根本性、支撑性和引领性的意义。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河洛文化是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钥匙。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是“文化”，而河洛文化是实证文明源头的关键，河洛地区作为“最早的中国”所在地、华夏民族的诞生地、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证据链。从史前时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夏商周三代文明，再到汉魏隋唐盛世，河洛文化一直绵延不断，形成了清晰的文化序列和历史脉络。在河洛地区，人们能够真切感受到“何以中国”“何为中国”，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推动的重大文化工程，旨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推进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将河洛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展示置于核心地位。近年来，河洛地区积极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推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活态传承。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河洛文化遗产保护已经从“点状”的分散性保护升级为区域性整体保护。其一，政策法规筑牢保护根基。洛阳市编制《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2035）》、印发《关于推进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实施意见》，推动保护工作制度化。郑州市编制印发了《郑州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总体发展规划和起步区建设方案》、出台《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为非遗保护工作提供制度支撑。平顶山市也制定了《说唱文化（宝丰）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等13项制度。其二，遗址公园创新保护模式。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河村国家遗址考古公园、郑州商城国家遗址考古公园等的建立，不仅有利于对遗址本身进行科学保护，同时通过博物馆展陈、考古发掘现场展示等方式，形成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公共文化场所。其三，生态区建设营造良好环境。说唱文化（宝丰）生态试验区、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均为国家级生态保护（实验）区，依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活态传承的非遗及其物质载体进行科学保护，有效提升非遗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水平。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目标之一是“活态传承”，河洛文化为此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其一，传承体系实现层级覆盖。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其中，洛阳市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项、省级89项、市级240项、县区级1500余项。三门峡的虢州石砚、卢氏烙画等11个项目入选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新增市级非遗项目17个，认定非遗展示馆、传习所21个。其二，特色活动展示非遗魅力。首届“中国黄河非遗文化大集”在三门峡地坑院开集，任氏正骨疗法、黄家烧伤药膜、崔氏黑白膏药等9个中医药类非遗项目亮相“中医药经典文化”交流展示会。推动非遗“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开展“河洛非遗青年荟”交流活动，举办非遗文化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系列活动，提高社会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度和保护意识。其三，科学技术赋能非遗传播。洛绣经典纹样通过3D扫描技术得以还原，以AR互动展示系统和洛绣主题数字插画推动非遗传播。洛阳理工学院研究团队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致力于通过数字化手段保存并传播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剪纸随我，心动洛龙”活动聚焦剪纸艺术，开发剪纸数字藏品，游客扫码即可领取剪纸壁纸，推动剪纸融入生活。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的融合实现了遗产保护传承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双赢。其一，文创产品推陈出新。文创产品紧密围绕河洛地区的遗址和非遗元素进行创造性开发，设计推出“唐宫夜宴”书签、卡通摆件、牡丹剪影AR绘本、台灯等家居用品和旅游纪念品。郑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溱洧绾丝技艺”第六代传承人位香存率“毛娘”团队，将传统绾丝技法与现代动漫美学相结合，成功打造出高难度动漫假发造型，传统与现代在发丝间实现了完美交融。其二，非遗融入景区活动。洛邑古城已进驻200余个非遗代表性项目，丰富多彩的非遗活态展示让游客体验非遗魅力。三门峡地坑院将捶草印花、陕州剪纸、澄泥砚等多种非遗项目置于地坑院独特的民居环境中进行展示和表演。在景区里看非遗表演、品非遗美食已经成为河洛地区文旅发展的常态。其三，非遗赋能乡村振兴。平顶山宝丰县立足自身特色，建设传承体验设施、设立非遗工坊、引进非遗企业等，推动了清凉寺汝瓷烧制、冯异米醋酿造等传统技艺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洛阳重渡沟风景区深耕“非遗＋旅游”模式，实现了传统非遗的创新转化、商业利用和传承保护。2025年4月，《重渡沟的“非遗＋旅游”：赏不尽的非遗，游不够的山水》成功入选河南省“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虽然河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保护利用难度大、协同管理机制不健全、活化利用效率低等问题，对于河洛文化遗产保护而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强大的战略平台，为河洛文化“活起来”提供了绝佳平台，河洛地区的文化遗产工作也应主动融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大局，实现自身保护与传承水平的跨越式提升。
制度设计是遗产保护事业的指南针和风向标，河南省要高位谋划，切实推动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其一，出台规划配套细则。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河南段）建设保护规划》为统领，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制定配套实施细则，如《河洛地区非遗数字采集标准》《河洛文化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细则》《破坏文化生态行为处罚裁量基准》等文件，确保总体规划能够落地实施。其二，建立跨地区协调机构。河洛文化遗产分布范围广，涉及地区多，应推动洛阳、三门峡、济源等地联合成立遗产保护传承委员会，抽调发展规划、文旅、工商等部门人员作为委员会骨干，共同推动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其三，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鼓励各地依据产业发展基础和河洛文化资源特点规划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如“河洛姓氏文化园”“河洛民俗文化园”“根在河洛文化产业创意园”等旅游园区以及洛阳三彩、禹州神垕镇钧瓷、洛阳平乐牡丹画等文化产业园区。
河洛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开发保护所需经费数额较大，且非遗传承人老龄化现象严重，非遗传承面临断层风险。为改善现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其一，建立专项保护资金。省市两级应建立“河洛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编制资金使用规划，重点用于支持濒危遗产的保护、遗产数字化工程和非遗传承人的培养，推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与活力。其二，加大研究项目支持。在省社科项目申请中，应专门划分河洛文化专项课题，以现实发展的难题作为课题指南，鼓励学者积极投身河洛文化研究，探讨河洛地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创新路径，为遗产保护传承提供学理支撑和决策参考。其三，强化人才培养体系。高校要切实发挥人才培养高地作用，着力打造河洛文化研究的硕博一体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加强校企合作，与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促进理论知识的转化，为遗产保护事业培养新生力量。
河洛文化遗产传播范围有限、国际影响力较低、缺乏文化标识的问题十分突出，为增强河洛文化的影响力，推动系统性保护，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其一，打造文化标识工程。围绕洛阳、郑州、三门峡的河洛文化遗址遗存，协同打造中华文明早期标志性工程。凝练河洛地区的文化符号，使其既能凸显历史地位，又能彰显地域特色，打造河洛文化遗产的核心记忆点。其二，构建立体传播矩阵。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要同向发力，积极邀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拍摄河洛文化宣传片，河南卫视、河南日报等省级媒体要深入河洛遗产地进行采风，并推出系列报道。此外，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的基础上开通微信视频号，也要引入抖音、小红书、B站、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加强与这些平台的知名文化博主或主播合作，以创意短片等形式普及河洛文化遗产知识，提升传播效能。其三，加强海外宣传推广。在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现名 X）、YouTube等平台开通运营“Visit Henan”和“Discover Henan”官方账号，举办文化遗产全球直播。借助“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多语种海外专题展示及推广项目，通过图文、动画、线上演出等形式，展现河洛文化遗产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屋建瓴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这一精辟总结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根本指针。河洛地区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发展的中心区域。近些年来，中原大地不断有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为中华文明重要特性研究阐释提供了新材料。由国家文物局主持评选的每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在前一年全国几千项田野考古工作中精心选择的典型代表。近五年来，河南省共有9项考古成果位列2020年度—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位居全国各省第一。这些考古成果不仅有力实证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更体现出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干地位。
自文明起源开始，中华文明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展现出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河洛地区有着清晰的呈现。
（一）河洛地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城市。城市的诞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位于河南郑州的双槐树遗址被评为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整个遗址发现有严密防御的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等，这些现象表明双槐树遗址已经具备城市的雏形，其大型建筑群初步呈现出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影响到了后世夏商周三代的宫室制度。双槐树遗址实证了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这一时期，文化上的中国已经颇具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河洛文化的滥觞，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二）河洛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陵墓制度。从文明起源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中华文明始终未断，持续进化。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殷墟的考古发掘已有百年。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位列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考古工作者新探明环绕殷商大墓外圈的围沟，围沟方向与殷墟发现的商代建筑方向一致，未见同时期遗存对围沟造成破坏。这一现象表明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从中可以看出商代已经初步形成较为正式的陵墓制度，反映出这一时期商王朝的国家运作已经相对制度化与体系化。2024年，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考古专题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新馆对公众开放，持续近百年的殷墟考古成果得以集中呈现。
（三）河洛地区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巅峰。历史上虽多有朝代更替，但中华文明的道统从未断绝。北宋时期，中华文化的集中代表河洛文化发展到顶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北宋都城汴京位于今河南开封，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影响了元明清北京城的城市布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位列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工作者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理清了自唐宋至清代汴河开封段的修筑、兴废等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填补了大运河东京城段遗产的空白。本次考古发现的州桥石壁上保存有迄今发现的国内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等方面均代表了北宋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州桥遗址的发掘、保护和展示，有助于我们讲好河洛文化与大运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主张革故鼎新，不管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明，无不饱含中华民族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不懈追求。
（一）河洛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管理体系。国家诞生的初期如何有效管理社会、保持王朝的稳定运转，是当时人们面临的重大课题，需要进行有效的体系创新。2020年度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时庄遗址为我们揭开了当时国家治理的神秘面纱。该遗址位于河南周口，距今约4000—3700年的夏代早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遗址南部存在人工垫筑台地，分布仓储遗迹，底部检测出粟、黍类作物，仓储区由两道夯土围墙围合，建筑设有隔水层、绝水层等防潮结构。这一发现表明夏代早期国家已经初步具备粮食统一管理储备的意识，并很可能有较为成熟的相关赋税和贡赋制度。时庄遗址是夏代早期河洛地区新出现的小型专门化功能单一聚落，在时庄遗址周围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存在至少13处同时期的聚落，共同构成了庞大的区域性聚落群，是时庄遗址单一功能性聚落发展的重要支撑。时庄遗址反映出夏代早期已经具备成型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及较为有效的管理水平和国家治理能力。
（二）河洛地区诞生了中国最早的都城。早期国家如何规划建造都城，在国家诞生之初没有可以借鉴的先例，只能依靠当时人们的创新。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展现出夏人对都城规划理念的创新。其中心区呈现“井”字形城市主干道路网络，形成宫殿区居中的“九宫格”式布局框架，遗址外围存有墙垣，通过道路和墙垣划分出方正规整的功能区，存在制漆、制陶和骨器加工等手工业作坊，这一发现证实夏都二里头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而其展现的分层规划、宫城居中、分区设墙的设计理念，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也暗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有成熟的规划思想和管理模式。二里头都城严格方正的规划制度是进入王朝国家的重要标志，体现出当时中华民族的创新与引领地位。二里头都城的布局也开创了后世里坊制先河，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唐代都城长安。
（三）河洛地区开创了中国最早的礼仪制度。进入王朝国家后，如何设计运行礼仪制度是相当重要的问题，贵族的丧葬礼制就是其中之一。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为我们了解中商时期贵族丧葬礼制提供了实物资料。书院街墓地是一处商代高等级贵族墓地，发掘出国内时代最早的规范化兆域，结构布局清晰，展示了中商高等级贵族丧葬礼制的规范，奠定了后世陵墓的基本规制，对于中国陵园史而言具有源头性和开创性。上述贵族墓葬中已经初步形成以青铜酒具为标识的礼器组合，并出现了金铜覆面器、大型本土化的黄金制品与玉礼器等新器型组合，表明中国黄金文化的初步成型。书院街墓地贵族墓葬中以青铜与黄金制品为代表的独特丧葬礼器，凸显了商代贵族丧礼的制度创新，填补了商代青铜文化以及黄金文化的空白。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包容性以及和平性，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中国的历史就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不断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以河洛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将这一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
（一）河洛文化展示了中国南北方文化的融合。受地理环境及气候环境影响，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的中国南北方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南北方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不断交流融合。河南南阳位于中国南北方交界地带，其文化面貌自古以来就呈现出南北方文化交融的特征，是河洛文化包容性的典型范例。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黄山遗址位于南阳市，该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的中心性遗址，其中出土的石制玉石工具、玉石制品、玉料等数量达到几万件，还发现有粮仓群、码头遗迹（与人工河、自然河构成水路交通体系），遗址年代跨越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及石家河文化，前后无缝延续，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文明化进程。黄山遗址的发现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河洛文化与南方长江流域的文化通过原始贸易初步实现交流融合并逐渐走向统一。
（二）河洛文化呈现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包容统一。“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广阔的地域导致不同地区文化特征存在差异，中华文化正是在不同文化相互包容中走向统一。位于河南商丘的王庄遗址被评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王庄遗址为豫东地区来自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聚落，遗址规模宏大，发现有环壕遗迹、高等级墓葬，墓地平面布局规整，墓葬随葬品数量丰富，许多具有礼器性质，如玉覆面、石圭等，暗示这一遗址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王庄遗址文化面貌多元，不仅呈现出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面貌，更融合了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南方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因素，反映出这一时期不同地区社会文化实现包容共存的现象，这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与统一性的史前实物证明。
（三）河洛文化展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随着中国历史上不断有少数民族进入中原腹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进一步显现，各民族之间逐渐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被评为2020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徐阳墓地即典型代表。徐阳墓地位于河南洛阳，发现有大中型贵族墓、小型平民墓及车马坑，墓葬等级差别明显，其葬制、墓葬排列、器物组合及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属于东周时期。在大中型贵族墓、陪葬车马坑和部分中小型墓内还发现有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现象，与春秋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戎人葬俗相同。从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当为陆浑戎遗存，其所在位置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区域。徐阳墓地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实物资料。这种文化融合与嬗变，反映出中原华夏文明的包容性与统一性，也是各民族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考古证明。
河洛地区的这些考古发现，内涵丰富，代表性强，充分证明了中原大地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作出的独特历史贡献，证明了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干。
中原大地的考古新发现不止于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工作，在此之外，每年陆续有越来越多的新考古材料实证中华文明的重要特性，这些都是河洛文化的重要载体。例如河南东汉将军冢遗址发现的墓葬及墓前建筑基址，展示了东汉晚期高等级贵族墓的陵园设施、祭祀活动和墓葬制度；隋唐洛阳城正平坊遗址发现的太平公主宅院基址，呈现了唐代都城的里坊体系；北宋东京城景龙门遗址，发掘了北宋都城城门，丰富了今天对北宋都城面貌的认识。这些不同时期内涵丰富的考古材料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有力证明；在洛阳孟津朱仓北朝墓地发现的三座北朝墓葬，其葬具与随葬器物兼具汉文化因素与鲜卑族特征，反映了孝文帝迁洛以后汉文化与鲜卑文化的交融，是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图像和实物资料，展现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统一性等。
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重要特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中原大地的考古工作者正不断为保护国家历史文化遗产、赓续历史文脉，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河洛力量”。（作者：孙帅杰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